晚舫斋是我祖父常玉文的书斋雅号，起先因他年少时最喜欢宋徽宗赵佶现存篇幅最大的墨宝《秾芳诗帖》，所以对“芳”字情有独钟。偏生他所处之时局花木凋敝，满目残垣，用意味着繁盛艳丽，肥美丰满的“秾”字，未免太不体贴世道，遂用“晚芳”来暗自期许。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某日祖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洛杉矶华人组织了一个晚芳诗社，父亲说祖父那日在书房捶胸顿足，生了好一阵清高文人相惜又相轻的闷气。
最后父亲提议，祖父喜欢张岱写的《夜航船》，可将“晚芳”改为“晚舫”一为寓意，二避同名。
我的闺名便是在晚舫斋初次留迹——常自翩。
翩字当然一样出自《秾芳诗帖》那句“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
我叫自翩，大概是祖父除了要我追逐自由晚风外，也要懂得自欺欺人地“自骗”，才好没有牵挂地活在这世间。
于是三年前，我和丈夫顾惟谦结婚时，我告诉自己，便忘了所有与爱有关的牵挂吧，它不会再属于我了。
我本来以为这样如古井无波般的日子，会细水流深。
直到惟谦去了趟纽约，再回来时，他没了往昔的意气风发。有一晚，我被弥天的酒味催醒，夜凉如水，惟谦的婚戒放在枕畔，他坐在落地窗前，脚边的八角杯里的冰块还在，酒却已经喝完了。
酒瓶子上写的酒庄和年份我统统不在意，含酒精的饮品我只喜欢喝Federwei?er，因为里面漂浮着絮状的酵母菌，所以被称作“羽毛白”，惟谦尝过说就像葡萄汁，便再也没碰过。
他向来喜欢烈酒。
人也一样。
他醉眼朦胧地看了我许久，然后不带称谓的、面无表情的慢吞吞道：“我去了趟法拉盛图书馆，遇见了她。”
是SinSin吧，然后呢？
我很想问出口。但我的骄傲自矜绑住了我的咽喉。我也只好面无表情的、抛却身份地倾听他把婚戒摘下来的原因——
“如果不是因为你，自翩……”他的头低了下去，不再直视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我的脑海中一片混沌。
法拉盛图书馆对我来说遥远又陌生，那是我小时候父亲为我找启蒙老师的地方，北美华人书法家协会总在那里举办一些演讲和活动，我随父亲到美国时尚且不会写字，他找了位年轻留学生教我书法，学习写字，从颜体学到了《兰亭集序》，对方博士毕业了，父亲在美国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也要回欧洲上小学了。
长大后才知晓那位留学生的家乡便是王羲之写下《兰亭集序》的会稽山阴，我祖母的姐姐便嫁到了本地一户姓俞的人家，终生未再离开。
思绪飘得太远，我抬起头，望向窗外。没有树影幢幢，也没有月牙白，我口鼻间盈满烈酒的苦辣，对感官实在太过折磨。
但我必须等待。
等待惟谦说出他真正想要的。
或许三年来，我一直都在等待。
我的好友，也是我差点联姻的对象，简家的小儿子简仲逍骂过我，他说我总是在等待。等来等去，等到的都是被选择、被遗弃。
我那时太过自满，笑他不识货，吹嘘我常家六小姐的威名与美名有多不可一世。
简仲逍总是不以为然地呛我几句，有些话听过就算，有几句却是被我放在了心上——
“那顾惟谦怎么从来不要你的等待？”
“你等顾惟谦回头，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冤大头。换作旁人包二奶养小三小四养到小七我都不会多劝你一句，可偏偏顾惟谦是个痴情种，他不玩彩旗飘那一套，也不要你红旗不倒。”
简仲逍当时人在北京，一个台湾人故意学北京人卷舌，讲话实在是难听。
他就差把莫文蔚那首《他不爱你》唱出来了。
我不屑一顾地对他讲，“我算什么红旗？我是桅杆上点缀旗帜的花环才对。”
“真是伶牙俐齿……”简仲逍被我别具一格的自嘲逗乐，遂偃旗息鼓，“也对，你出生时的护照都不是红色的。”
我拿两本护照，出生时拿的是蓝色的，后来又多了个红本。倒不是父母有意为之，而是我当时意外早产出生在一个属地原则的中南美洲小国，出生即拥有当地国籍，我父母还有工作，不可能把我独自留在那里受教育。拥有双本对我这种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小孩来说，最大的便利就是可以常年在外撒野，不用受限于任何一种教育体制。
过去总有些“跃层名流”或是常家旁支要打听我的国籍，我父亲一律用“Bule of tax haven”（避税港蓝）敷衍过去。
相比之下，我的丈夫顾惟谦倒是简单，他拿香港护照，在英美读书，如今的常居地是台湾岛。
我们的婚房也是在台湾。因困意而略显模糊的视线里，窗外闪烁的霓虹提醒我，眼下我们所处的是台中七期商圈，而不是台北僻静的阳明山。
阳明山有公婆和惟谦的祖父母同住，我和惟谦的作息一致性很高。搬来台中这半年，他应酬繁多，我工作之余除了偶尔去跟朋友茶歇美容，便是请司机载我去裕毛屋采购，经过秋红谷时，偶尔看到青春涌动的气息扑面而来，也会下车去散散步，夹在学生面孔中静看夕阳来了又去。
一个人的时间总是无聊乏味居多，两个人的时间在上下班的车水马龙里交错，难能可贵。
惟谦从不要求我做料理，我却甘愿扮演贤妻角色，不管他是否在家，一天之中至少有一顿饭由我来煮。或许也跟是否贤惠无关，我单纯是喜欢做饭带来的成就感。
哪怕他一日三餐都不在家，我也照样喜欢做饭给自己吃。
想的事情越来越多，思绪拉得越来越远，惟谦却是一贯沉默到底。
我手捂着嘴打了个哈欠，想起明天还约了乔小柿写笔录，耐心难免殆尽。
我的好朋友乔小柿是个在德国长大的中德混血，在身份认同感这点上，乔小柿倒是和我大相径庭，她在一个非属地原则的石油国家出生后，就被她妈妈带回德国了，她从内到外都是个道地的德国人。初高中时乔小柿随妈妈去了内地，她脑袋聪明念书念得很好，中文写作拿过年级第一，还会用古汉语创作，但她回德国后，家里除了她祖父没人会说普通话，有阵子她的中文已经退步到不会讲“语气助词”，用“口气助词”和我聊了半天我才领会到用意。
苦于环境落差，乔小柿就开始写中文小说。她说她写东西不求上进，只求流畅，倒也渐渐有了些收获。
请她帮我写笔录是因为有天我跟她提到祖父最后一次去故居檇李常宅后，就开始提笔写自己一生的回忆录。从一百多年前他的祖父还在清代为官写起，写了厚厚一本。
乔小柿便说为何要到行将就木前才写？若是早些时日提笔，还能多写几册。我拍手称好，无奈遣词造句功底不佳，便请她帮我写份笔录，就叫《晚舫斋笔录》。
小柿在网上搜完是否有同名后说不妥，已经有《XX斋笔录》了，字数相撞太多，就改成了《晚舫斋手札》。
这便是起因了。
有些事易寻因，难有果。有些事却是已有果，难寻因。
我找了块薄毯给惟谦，俯身凑近他时，才发现他没有戴助听器。
“顾惟谦，”我知道他听不见，却还是说出口了，“就离婚吧。”